用文化自觉突出艺术作品的时代表达

 人参与 | 时间:2024-03-19 18:18:00

  “辽宁艺坛”主题沙龙现场。用文李庸摄

  舞剧《铁人》海报。化自(辽宁芭蕾舞团供图)

  如何在作品中体现鲜明的觉突我睡了多久时代特色?历史题材作品如何具有现实针对性?主旋律作品如何赢得市场与流量?网络文学、短视频如何提升艺术审美?

  这些正是出艺由省文联和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辽宁艺坛”主题沙龙第二期的议题——艺术作品的时代精神。正如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所说,术作时代文艺创作的表达时代精神,是用文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时代发展了,化自变化了,觉突文艺创作从思想观念到内核外观,出艺都必须随之发展变化。术作时代落后于时代,表达落后于特定时代中的用文人,文艺创作就是化自不合格的,就不能被人民所接受。觉突

  尊重历史题材的

  创作规定性

  “着力弘扬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的命运之所系,应当成为创作者的文化自觉。”这句话是本期论坛主讲人、编剧孙浩的开宗明义,同时也是参与论坛的省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共识。

  凭借多年戏剧创作的实践,孙浩认为:“具体在创作实践中,文化自觉表现为历史自觉、人文自觉和美学自觉。”说到历史自觉,孙浩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表现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全面地了解它,准确地把握它,我睡了多久深刻地认识它,道听途说不行,浅尝辄止也不行,漠视甚至不屑更不行,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或真实人物的创作更不能儿戏。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那种‘我们编的是戏,不用太多的资料’的提法。”他举了一个例子,参加一次大学生的戏剧节活动,“里面有很多取材于革命战争史的创作,很多作品就是看了电视剧、电影,受了点启发就写个戏。有的是在报纸上、网络上看了点什么材料,有的就是道听途说,就可以进入创作,这样的艺术观、历史观存在问题。”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洪兆惠和省文艺研究院副院长毛琦认为,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不仅要如实呈现历史,而且要充满反思精神,完成与今天的对话。他们同时谈到了今年戏剧舞台上的“铁人”主题,包括我省庆祝建党百年的献礼作品舞剧《铁人》,还有黑龙江省的歌剧《铁人三重奏》、话剧《铁人轶事》。

  洪兆惠说,“铁人”王进喜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今天我们在舞台上重新塑造“铁人”,就是要回答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叔叔一家都在大庆油田工作,我的堂弟自称是一个不太上进的人,但是他领着我们去看铁人纪念馆,一下子变了一个人,充满了自豪感,那种‘我们曾经为祖国献过石油’的自豪感,就是对他的意义,放大之后也是对当下的意义。”

  毛琦说,三部作品先后出现,是时代的选择,时代需要借由文艺作品对铁人精神进行确认和强化。在这些作品中,创作者表现出了比较成熟的创作心态,塑造人物和编写故事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不约而同地去符号化,写有血有肉的人物,寻找人物身上的真实动机,还原英模的生命气质和生活特征,用平凡小事和细节来展示真实的人性。当观众感觉到细节可信、人物情感可信的时候,戏剧人物就立住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每一次创作实践都是在为我们的社会修撰历史。创作者对生活、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和水平至关重要,认识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在这方面,后来人具有前人无可比拟的后发优势,可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历史,可以和历史拉开距离,看得更深、更清、更透,后人看历史一定依据着发展变化了的历史观、价值观,而不是匍匐在前人的脚下。”孙浩说。

  人文关怀不能只有“一己悲欢,杯水风波”

  戏剧创作要实现对最广大人群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有“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这是一件需要落地的具体行动。这同样是与会者的共识。

  对此,孙浩提到了三个关键词:

  情感,“是戏剧创作的润滑剂。剧作家不能总想当观众的教师爷,一种常见的情况是,观众比我们高明得多。要让作品充满情感,首先作家在面对历史、面对生活的时候要受到感动。在创作实践中,最好能够形成情感化的结构和人物关系,结构化的情感才是撼动人心的力量。”

  人物性格,“是戏剧创作成败的总开关,性格写出来了,作品就成了。反之,结构得再好,文笔再漂亮,故事情节再有意思,唯独人物性格司空见惯,作品也是失败的。”

  细节,“是戏剧走入观众内心的动力,没有细节,作品就没有血肉”,他举了一个例子,电视剧《大决战》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塔山阻击战间隙,一个班就剩两人了,其中一人是“解放战士”(在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士兵)。在高玉宝采访“解放战士”的时候,另一个战士看不上这个“解放战士”,出言讥讽,两人在战壕里几乎动枪。最后,他们连只剩他俩了,一个双目失明,一个腿被炸断,高玉宝让他俩下去,二人不肯,仍然战斗。最后一颗炮弹飞来,两人都牺牲了。镜头停在二人的手上,“解放战士”伸手接弹,失明战士递弹夹,配上高玉宝震惊的双眼,非常有震撼力。“这个细节是有原型的,比多少语言都更能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解放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张守志和编剧李铭同时讲到了创作者体验生活的重要性。张守志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艺界有三只“报春的燕子”,一个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是白桦的《曙光》,一个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他们的成功正体现出他们感知时代的温度和引领时代的使命感,所以要“一直走,走进沉甸甸的生活,走到基层去”。李铭讲了自己曾经用了很长时间去体现留守儿童生活的经历,在完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之后,他还有很多话要说,于是又创作了一部话剧,“创作者的真诚是最简单,也是最有力量的武器。”

  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侯敏说,“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为了反抗遗忘而存在,关注时代最终的落脚点是关注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小说问世,但其中很多是零度情感的写作范式,作者沉溺于文本上的激进语言的实验和狂欢,使文学脱离了今天的时代语境,也使文学的审美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这与作家和文艺家们的修为和素养有关系,与他们不太关注时代命题、不为时代发言有关系。都市题材越来越多,乡土叙事佳作不多,原因就在于像柳青那样能够深入生活、与农民同甘共苦的作家还不多。”

  用艺术的审美去打量现实生活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负责人赵亮在发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流量,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当今时代是注意力经济时代,注意力就是流量。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在想尽办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出圈”“破圈”“爆款”这些词语应运而生。争取流量,必须有好的艺术表达。叙事艺术的母题就那么几个,但是演绎出了成千上万的作品,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为什么在那些成功的作品中,我们感觉不到重复?

  赵亮认为,这取决于作品高超的艺术表达。她以“成长”这个母题为例。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1921》《革命者》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对象,电视剧《山海情》《叛逆者》是在真实背景下虚构出来的人和事,前者是在真实事件中完成了人的还原和提升,后者是在虚构的故事上完成了人的逼真和成长。《觉醒年代》胜在人物日常细节的展现。《叛逆者》中的林楠笙,不是以往谍战剧中那种有“金手指”的人,他有导师、有同伴、有对手、有难题,有过软弱的时候,也有迷茫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极其艰难地找到了信仰,实现了内心的坚定。

  《艺术广角》副主编苏妮娜以当下流行的短视频为例,“以流量和受众面来看,短视频绝对是时代的表达。但是目前短视频领域同质化的倾向严重。”她认为,时代精神可以体现为新鲜的感受与新鲜的艺术语言。比如《山海情》,人物使用的是西北方言,观众不仅听懂了,而且非常接受,还有说福建话的扶贫干部与当地百姓产生交流障碍,形成的戏剧冲突,既真实又有趣。苏妮娜认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就在于找到了新鲜的艺术语言,这个语言不仅是具体的语言,而且可以宽泛地看作艺术表达的符号。“越是公共题材,就越是要找到一种独特的语言。语言掌握了,就像掌握了一个创作的密码,一个情感的秘密通道,能够经过这个通道回到过去,回到历史,借此感受到人物命运之所在。”

  孙浩认为:艺术作品如何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求,体现在三个方面:展现命运之美,“美,永远存在于人类命运的发展变化中。人对命运的把握,对命运的抗争,对崭新命运的开辟,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之美、精神之美、力量之美”;展现崇高之美,“崇高感是人类艺术的最终追求。红色题材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历史和现实中英雄人物百折不挠、流血牺牲创造历史的精神无疑是崇高的,代表着人类从今天走向未来的精神追求”;展现生活之美,“很多作品缺少美,难以让人感动,是因为创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生活远不如现实生活中的生活真切感人。不如真实的生活那么活灵活现,有滋有味。常常有这种情形,写真人真事的作品没有我们阅读报道时那么令人感动,就是因为创作者没有找到生活中人物和故事的精髓,缺少对人物和事件本质化的把握。生活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为人处世的方法、生产技能、语言等,都包含着难以言喻的美感,值得创作者穷尽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去学习。没有这样一种恒心和定力,就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记者 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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